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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搏开户: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重大成就

时间:2019-04-01   所属栏目:历史概要   点击:120次

  一、毛笔、竹简与帛书 


  春秋末至战国后,楚文字数量多,书写流畅,与毛笔的创制使用是分不开的。西晋崔豹《古今注》说:“秦吞六国,灭前代之美,故蒙恬得称于时。蒙恬造笔,即秦笔耳。”“蒙恬造笔”故事流传至今,无人不晓。事实上,早在蒙恬之前,楚人就已能造笔,并用毛笔书写了。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,湖北、湖南、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简、帛书、帛画、漆器图案,都是用毛笔书写和描绘的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笔和竹片、钢削刀、小竹筒,后三者显然是和毛笔配套使用的。1957年信阳战国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,内装有毛笔和其他配套工具。由此可见,战国后,楚人已广泛使用毛笔了。

  毛笔的使用,不仅使书写范围扩大(突破了原来甲骨文和铭文的局限性)、字数增多,而且在字体上亦有新的发展。当然,楚文字总体看与中原文字是一致的,但亦有自己的特色。如字体流利,或简或繁,比较随便,其字体结构、波势挑法,已具有“古隶”的特点,后来秦隶、汉隶,正是在楚字与其他地区文字的基础上吸收发展而成的。

  楚地盛产竹,故楚人就地取材,对竹进行加工处理,成为人们书写最简便的材料,称为竹简。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长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简后,在湖南其他地区,以及河南、湖北各地也先后出土了大量的竹简,其中尤以江陵、荆门出土的竹简最多。大量竹简的出土,对研究楚国与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。

  早在1942年,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,就出土了一幅帛书。帛书共948字(缺94字),有三篇,一为《四时》篇,二为《天象》篇,三为《月忌》篇李学勤《论楚帛书中的天象》(《湖南考古辑刊》1982年第1集)。

  帛书,即为写在丝绸品上的文字,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我国最古老的缣帛文字资料,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原品1945年流入美国,现国内所见的是帛书摄影件。

  二、庄子思想 

  庄子(约前369-280年),名周,宋国蒙(今河南商丘东北,一说今安徽蒙城)人,做过蒙地的管理漆园的小官。生活穷困潦倒,曾向监河侯(官名)借粮度日。他本来是宋国人,因公元前286年(楚顷襄王十三年)齐灭宋后,齐与魏、楚三分其地,蒙地属楚,故庄子为楚人。他往来于赵、魏各国间,与楚国关系较深,和楚威王、楚顷襄王都有往来。据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载,楚威王闻其贤,派人请他任楚相(令尹),庄子以“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,无为有国者所羁”为辞,坚决拒绝。

  庄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,书名即称《庄子》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,《庄子》一书有52篇,现存只有内篇7篇,外篇15篇,杂篇11篇,计33篇。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,外篇、杂篇为庄子后学著。因唐玄宗尊庄子为南华真人,故《庄子》又称《南华经》。内容丰富多彩,文字汪洋恣肆,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,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,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

 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,故历史上老庄并称,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。

  庄子的故国----宋国,与陈、郑、蔡等国一样,春秋后一直是晋、楚等大国争夺的中间地带,战争频仍,人民经受长期战乱的祸害。公元前318年(宋君偃十一年),宋君偃自称为王,暴虐无道,诸侯皆曰“桀宋”,民众又在国内饱受压迫奴役之苦。庄子晚年,宋又亡国。庄子一生生活在如此多灾多难的国度里,客观的环境不可避免地给庄子思想铸成深深的烙印。

  在宇宙观方面,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“道法自然”的观点,认为道是“无为无形,可传而不可受,可得而不可见”(《庄子·大宗师》。)的,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在“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。先天地生而不为久,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”,“莫知其高,莫知其终”(同上。)这种超越感觉的道,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,“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”(同上),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,具有泛神论的色彩。同时,庄子又进而认为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,我即道,道即我,道就成为主观精神的东西。

  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,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。他认为“天地者,形之大者也,阴阳者,气之大者也,道者为之公”(《庄子·则阳》),气,即物质自然性,故其主观精神的道,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。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,认为“人之生,气之聚也,聚则为生,散则为气”(《庄子·知北游》。),死,亦为客观自然的事,无君臣尊卑之别,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,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。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,“物之生也,若骤若驰,无动而不变,无时而不移”,“物量无穷,时无止,分无常,终始无故”(《庄子·秋水》。

  客观事物的变化,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:“安危相易,祸福相生,缓急相摩,聚散以成”(《庄子·则阳》。)]。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,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,“臭腐复化为神奇,神奇复化为臭腐”(《庄子·知北游》。)]无疑的,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,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。

  但是,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,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,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,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。他认为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,而泰山为。荒儆陂渥,而彭祖为夭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。],世界上没有是非、善恶、美丑之分,“有儒墨之是非,以是其所非,而非其所是”(同上。)]双方都自以为是,而以对方为非,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。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,如“庄子梦为蝴蝶”,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,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,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。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,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,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,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,是“小国寡民”思想的典型表现。庄子的相对主义,固属唯心主义体系,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,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,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。

  与“道法自然”观相联系的,庄子发展了老子社会政治学说,要求回到“浑沌”世界去,即所谓“至德之世”。他说:“夫至德之世,同与禽兽居,族与万物异,恶乎知君子小人哉!同乎无知,其德不离,同乎无欲,是谓素朴,素朴而民性得矣。”(《庄子·马蹄》。)又说:“至德之世,不尚贤,不使能;上如标枝,民如野鹿。”(《庄子·至乐》。)可见庄子所向往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战争祸害的大同之世,这在当时固属幻想,但要求恢复“素朴”,即人的自然属性,人人平等,没有剥削和压迫,在人类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。当然,由于时代的局限性,庄子对这种“至德之世”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,以致主张“绝圣弃知”、“掊斗折衡”,则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。

  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,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“逍遥游”,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。他在《逍遥游》中说,大鹏的高飞,要有一定的条件,即“有待”,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;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,就要无条件的,即“无待”,这样才能“乘天地之正,而御六气之变”,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,从而达到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精神世界。能达到这样“无待”的人,才算是“至人”、“神人”或“圣人”。庄子的这种“逍遥游”的人生观,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,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,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。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,否定天命观,摆脱人间的不平等,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,提供了新的启示。

  庄子思想丰富多彩,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,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  三、屈原思想 

  屈原的作品甚丰,据刘向、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,计25篇,包括《离骚》1篇、《天问》1篇、《九歌》11篇、《九章》9篇、《远游》1篇、《卜居》1篇、《渔父》1篇。又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2篇,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。这些作品,不仅是不朽的诗篇,也同时饱含着屈原丰富的哲学、政治思想。但由于他所作楚辞的影响极其深远,故其思想反而为后世所忽略。屈原的生活年代,正处于战国中后期激烈的争夺时期,故其思想与庄子一样,亦铸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。其一,屈原生活的楚怀、顷襄王两代,正逢楚国由盛而衰的时期,国内矛盾重重,国外问题尖锐复杂,而国际形势总的趋势,则由大国纷争的局面逐步走向统一,这一特定的环境,对一个有深邃目光和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思想家来说,必须作出回答。其二,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“百家争鸣”局面,经过长期的相互辩难和相互吸收的过程,在文化思想上亦渐呈融合与总结之势,故屈原的思想纷呈异彩,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,表现了其兼收并蓄、博大宽阔的胸怀。

  屈原的哲学思想,基本承袭老庄,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学说。我们知道,老子创道家学派之后,至战国后已逐渐演化成南宗和北宗。南宗,即庄子哲学;北宗,即稷下道家,其思想主要体现在《管子》中《心术上》、《心术下》、《白心》和《内业》等四篇。屈原的本体论就是兼采南、北宗的精气说。气化生万物,即所谓“化不易气”(《管子·内业》。),这是道家气一元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基本特征。但北宗又进一步提出精气说,认为“精”也是“气”,是“气”的更微小的东西,精气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。如《管子·内业》说:“人之生也,天出其精,地出其形,合此以为人。”人是由“精”(气)和“形”(气)相结合而产生的,可见这是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。然而他们又强调“精也者,气之精者也”,这种精气又是精神,是人的素质,包括道德和智慧一类的内在美,即所谓“神”或“道”。屈原是一位诗人,并无专述精气说,却以文学的手段委婉地表达了这一观点,显得更加细腻贴切。如他在《离骚》中吟道: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。”“跪敷衽以陈辞兮,耿吾既得此中正。驷玉虬以乘[翳/鸟-羽]兮,溘埃风余上征。”这种“内美”和“中正”(道德),实际上就是精气,它能使人离开尘世而上天。又如《远游》一诗,对精气说则作了更详尽的发挥。作者一开始就说:“悲时俗之迫[阝卮]兮,愿轻举而远游。质菲薄而无因兮,焉托乘而上浮?”“上浮”即“上征”,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,就是因为没有“上浮”的“托乘”,即精气。为什么没有精气?作者接着吟道:“遭沈浊而污秽兮,独郁结其谁语!……意荒忽而流荡兮,心愁凄而增悲。神倏忽而不反兮,形枯槁而独留。”一是“遭沈浊而污秽”,精气因“污秽”而不愿进来;二是内部原有的精气,由于内心悲哀,“神倏忽而不反”,也都跑出去不复返了。怎么办?只有“内惟省以端操兮,求正气之所由。漠虚静以恬愉兮,澹无为而自得”,即经除污秽、净悲哀、虚静恬愉的修养,就能“时仿佛以遥见兮,精皎皎以往来”,从而复又”因气变而遂曾举兮”、“掩浮云而上征”了。可见,屈原的精气说与稷下道家学说一样,精气并非抽象的精神实体,而是细微飘忽不定的物质实体。从这点看,是唯物的,但又是:,不彻底的,往往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。不过,作为一个诗人,屈原运用其精气说理论,开辟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途径,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观方面,也以“问天”(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认为屈原《天问》就是“问天”之意,因“天尊不可问,故曰天问”。)的形式,问而不答,以不答为答,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出了理性的反思。他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,涉及到天地万物、人事代谢,无所不包,思想极其丰富。他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,公开质疑:“天命反侧,何:斡?齐桓九会,卒然身杀?”“皇天集命,惟何戒之?受礼天下,又使至代之?”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观的光芒。

  从唯物的天道观出发,屈原的历史观也充满着唯物主义的精神。他谴责夏启荒淫无道,“启九辩与九歌兮,夏康娱以自纵。不顾难以图后兮,五子用失乎家巷”(《楚辞·离骚》。)他指责周昭、穆王贪婪无度,不顾国事,“昭后成游,南土爰底。厥利惟何?逢彼白雉?穆王巧梅,夫何为周流?环理天下,夫何索求”?他对楚国的历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,指出“厥严不奉,帝何求!伏匿穴处,爰何云!荆勋作师,夫何长?悟过改更,我又何言!吴光争国,久余是胜”(《楚辞·天问》。)?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楚国衰亡的要害。

  作为一位思想家,屈原在社会政治等领域方面,更立足于现实,探索真理,闪现出特异的光彩。他所处的是各国争相兼并、人民长期蒙受战争祸害而渴望和平的时代,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样,也热烈希望结束战争、迎来大一统的局面。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要求楚国的君主能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,来完成一统寰宇的大业,“忽奔走以先后兮,及前王之踵武”(《楚辞·离骚》。)这正如司马迁所评论的那样:“上称帝喾,下道齐桓,中述汤武,以刺世事。”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。)这种“世事”,就是以古喻今,希望由自己的祖国来统一各国。屈原的这一思想与愿望,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,表现了当时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。

 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,屈原积极主张修明法度,举贤授能,实现富国强兵。他在《离骚》中大量援引历史典故,希望楚国君主能像尧舜禹文武那样,任用贤能,公正无私,实行德政,以“苟得用此下土”,享有土地,治理天下。他以伊尹、彭咸等人自许,决心为实现这种“美政”而奋斗终生,即使不能实现,亦“将从彭咸之所居”,死而无悔。对外积极倡导联齐抗秦,合纵以求自立图强。他不避辛劳,风尘仆仆,往来于齐、楚间,为合纵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所以,屈原不仅是一位提出了“美政”方案的政治思想家,而且也是一位具有“导乎先路”奋斗决心的实践者。

  屈原生活在“诸侯并争,厚招游学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)的时代,各国国君和权贵争相招揽士人为自己效劳,故礼贤下士蔚然成风。自孔子起,及至后来的墨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等都“待贾而沽”,奔走他国,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。屈原则不同,他执着地眷恋祖国,至死也不愿离开祖国一步。他在《离骚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抽思》等篇中,热烈地表达了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之情,至今催人泪下。如:  

  陟升皇之赫戏兮,忽临睨夫旧乡。仆夫悲余马怀兮,蜷局顾而不行。(《离骚》)出国门而轸怀兮,甲之朝吾以行。发郢都而去闾兮,招荒忽其焉极?楫齐扬以容与兮,哀见君而不再得。望长楸而太息兮,涕淫淫其若霰。过夏首而西浮兮,顾龙门而不见。心婵媛而伤怀兮,眇不知其所]。……背夏浦而西见兮,哀故都之日远。登大坟以远望兮,聊以舒吾忧心。……鸟飞反故乡兮,狐死必首丘。(《哀郢》)惟郢路之辽远兮,魂一夕而九逝。曾不知路之曲直兮,南至月与列星。愿径逝而未得兮,魂识路之营营。(《抽思》)

  更可贵的是,屈原的念祖忠君爱国恋乡与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联的,如“皇天之不纯命兮,何百姓之震愆。民离散而相失兮,方仲春而东迁。”(《哀郢》)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。”(《离骚》)应该指出,屈原的这种念祖忠君爱国恋乡恤民之情,构成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,对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屈原不愧为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伟大奠基者和光辉的典范。

  屈原在处世态度上,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精神,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。他的诸如“路曼曼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、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、“吾谊先君而后身兮,羌众人之所仇”等名句,至今仍感人心怀,激励人们不畏邪恶,以国家、民族利益为重,为真理而奋斗不息。屈原的这种积极处世态度,是他的朴素唯物观与爱国爱民思想的直接表现,与道家的遁世思想、儒家的“可以仕则仕,可以止则止”(《孟子·公孙丑》。)的态度是不同的,无疑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  四、农家许行思想 

  许行(约前390-215年间),楚人,与孟子同时,是战国时期农家的代表人物。据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,孟子在滕国时,许行偕弟子数十人亦自楚至滕。他与孟子不同,不求高官厚禄,只要求滕文公给一块土地,从事耕种。滕文公允诺,许行于是与其徒数十人,穿着麻布衣服,靠打草鞋、编席子为生。儒家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自宋来到滕,“见许行而大悦,尽弃其学而学焉”。可见许行倡导的农家学说,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,其徒众多,连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。

  许行思想,主要见于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它记载说:“陈相见孟子,道许行之言曰:‘滕君则诚贤君也,虽然,未闻道也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,饔[歹食]而治。今也滕有仓禀府库,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,恶得贤?’”可见许行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贤君要与民众并耕而食,一天朝夕两餐,要身体力行,为民办事。像滕君那样“仓禀府库”,“厉民而自养”,靠残酷剥削的手段压榨人民,养肥自己,这样的国君就算不上“贤君”,是人民所反对的。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农业思想,保存了远古神农氏学说的精神,故许行号称为“有为神农之言者”。

  许行从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场出发,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,提出以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、实行“市贾不二”的原则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记陈相语:“从许子之道,则市贾不二,国中无伪,虽使五尺之童适市,莫之或欺。布帛长短同,则贾相若;麻缕丝絮轻重同,则贾相若;五谷多寡同,则贾相若;屦大小同,则贾相若。”显然,这是原始农业时期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,要求绝对的合理,杜绝伪劣与欺诈。

  时至战国,作为楚国的思想家许行,仍倡导神农之说,并非偶然,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深刻的社会背景的。首先,炎、黄融合,神农之说早在江汉流域流传。“君民并耕”、“市贾不二”,历来成为传统德政和理想社会的准则而被广泛地传播和美化。特别是楚国先祖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的奋斗历程,当给许行以深刻的印象,故其承继神农氏学说与传统社会理想,就是很自然的事了,农家学派产生在楚国,当然就非偶然。其次,楚国地大物博,资源丰富,“不待贾而足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,这又直接导致原始农业思想的发展和理论化。同时,随着兼并战争和阶级分化的日趋激化,人们要求社会“均平”合理,反对剥削和压迫,这又使许行农家学说得以深入人心,为各地人民所向往。

  许行农家思想是当时一种平均思想,他的主张也只是一种幻想,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,但他要求君民并耕、人人自食其力,与同时代儒家孟子所鼓吹的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;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”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,在中国思想史上,自有其重要的价值。许行的“市贾不二”虽也属于不切实际的价格论,但却是当时农民对不法商人欺诈行为和苛刻盘剥的抗议,今天看来仍有它的积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。

  五、吴起、荀子思想 

  吴起是战国初期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法治代表人物。他逃奔到楚国后,受到楚悼王的重用,在楚国主持变法。公元前381年,因楚悼王病逝,吴起变法夭折,自己亦惨遭杀害。吴起在楚国时间虽然不长,却对楚国情况了如指掌,故其变法措施是针对楚国国情的。他提出的“明法审令”、改革世袭制、分封制、打击旧贵族,就是为了强化以国君为首的封建统治权威,其结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。他深入指出楚国人少地多,命令权贵率族到边境到广大荒凉地区开荒生产,就是为了“以所不足,益所有余”,以发展社会生产,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。他倡导“言不取苟合,行不取苟容,行义不顾毁誉”、“塞私门之请,一楚国之俗”,就是在思想领域中向旧意识形态、旧习俗开火,以确立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地位。作为法家吴起,他的光辉的法家思想,最终在楚国政治变革实践中得以完善,不能不刻上楚国思想的深刻烙印。

  荀子(约前313-238年),名况,字卿,赵国人。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。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学生。据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载,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,时约公元前263年左右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载,公元前255年(楚考烈王八年),春申君黄歇以荀子为兰陵令,自此则居楚国,直至病逝。因此,荀子在齐约八年,在楚则约近二十年,故其著述,主要是在楚国兰陵完成的。

  荀子历游居赵、燕、秦、齐、楚诸国,故其阅历广泛,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,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,正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所指出的那样:“荀卿嫉浊世之政,亡国乱君相属,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,信[礻几]祥,鄙儒小拘,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,于是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兴坏,序列著数万言而卒。”这种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,正是政治上由大国纷争逐渐走向大一统的反映,表现出了一位大思想家政治敏锐性与思想成熟性的特质。荀子思想丰富,涉及到哲学、政治、经济等各个领域,成《荀子》一书,计33篇。在哲学上,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,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学说,提出了著名的“明于天人之分”和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论断,认为自然运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,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(《荀子·天命》。)在认识论上,强调“凡以知,人之性也;可以知,物之理也”(《荀子·解蔽》),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。在认识过程中,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,又强调思维的重要作用,“形思而神往”(同上),人能通过感官(“天官”)和大脑(心,亦即所谓“天君”)而认识世界。这样,荀子既纠正了墨子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,又批判了孟子强调“天君”认识事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。在观察人的自然性方面,荀子反对孟子的“性善论”,而提出了“性恶论”,即所谓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”(《荀子·性恶》。)]。为了去恶从善,必须“师法之化,礼义之道”,论证了“师法”与“礼义”的重要性。荀子的人性论,强调了善恶之分、性伪之分,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,从这点看,则是唯心的。在政治上,荀子主张礼法兼冶、王霸并用,提出了“隆礼尊贤而王,重法爱民而霸”《荀子·强国》。)]的观点。在接受前人经验方面,荀子与正统儒家、道家不同,明确提出“法后王”思想。当然,这种“法后王”仍然含有“复古”思想,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效法周文、武王与周公之道,与儒家的“言必称尧舜”、道家的“小国寡民”乃至“浑沌”世界是不同的,是历史进化论的思想,对后期法家韩非、李斯等有深刻的影响。荀子的政治思想,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机勃勃、力求建立全国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。

  在经济上,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“富民”与“仁政”思想,要求封建统治者实行“平政爱民”政策,以发展社会生产力,巩固封建统治。他认为“王者富民,霸者富士”,“聚[佥欠]者,召寇、肥敌、亡国、危身之道也,故明君不蹈也”(《荀子·王制》。),反对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。他从“王者之法,等赋,政事,财万物,所以养万民也”出发,主张“田野什一,关市几而不征,山林泽流,以时禁发而不税”、“通流财物粟米,无有滞留”(同上。),利农宽商,加强经济联系与物资交流。他还奉劝“明主必谨养其和,节其流,开其源,而时斟酌焉”(《荀子·王制》。),即在任何时候都要实行“开源节流”政策,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。

  六、科学技术 

  战国时期,楚国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。

  楚人天文知法历来渊博,战国时期,则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古人为了对日、月和五大行星(水金火木土)的运行及其位置作系统的观测,将其附近恒星分为二十八片(区),称之为二十八宿(星)。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,是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天文学的重大发展(二十八宿体系,古印度、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亦有。其中以中国和印度出现较早。)。

  二十八宿名称,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末的《品氏春秋·圜道》:“日夜一周,圜道也。月躔二十八宿,轸与角属,圜道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叙述了自角至轸的二十八宿名称: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、斗、牵牛、婺女、虚、危、营室、东壁、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、参、东井、舆鬼、柳、七星、张、翼、轸。据《史记·天官书》和《汉书·天文志》载,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,是战国中期的甘公和石申(《史记·天官书》将甘公、石申夫与楚唐昧并列为“昔之传天数者”,故可知为战国中期人。)石申,魏人;甘公,楚人,或在楚国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天文学家(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、《后汉书·天文志》说甘公是齐人;《史记·正义》引梁阮孝绪《七录》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甘公是楚人;《史记·集解》引徐广说甘公“本是鲁人”。故可能原籍在鲁,后游历齐、楚,从事天文学研究。)1978年,湖北随州曾侯乙墓(战国早期)出土了一件漆箱,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、白虎图案,可见楚国早在战国初就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,充分证明楚人从事天文学研究长盛不衰。漆箱二十八宿名称与石申星名基本相同,与甘氏星名出入较多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异同及其融汇的趋势。

  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和《史记·天官书》载,可知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,分别用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(龟蛇)来表示,称为“四象”。漆箱盖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龙、白虎,这是四象中的东西二象,南北二象可能由于画面的局限性,故未绘出。由此可知,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划分是紧密相联的,早在战国初,楚国就广泛流传了。

 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,写有一个巨大的“斗”字,可见楚人重视对北斗星的观测,以“分阴阳,建四时,均五行,移节度,定诸纪”(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。)战国末楚国道家[曷鸟]冠子指出:“斗柄东指,天下皆春;斗柄南指,天下皆夏;斗柄西指,天下皆秋;斗柄北指,天下皆冬。”(《曷鸟冠子·环流》。)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学领域中的传统成就。

  1973年,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部《天文星象杂占》帛书,据研究,此帛书系战国时楚人所著(张正明主编《楚文化志》。)帛书画有二十九幅名称、形状不同的彗星,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详细描绘彗星不同形状的图,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天文学研究资料。

  《楚辞》的某些篇章,也留下了楚人有关天文学研究成就的记载。如屈原《天问》:“明明暗暗,惟时何为?阴阳三合,何本何化?圆则九重,孰营度之?惟兹何功,孰初作之?”“维焉系?天极焉加?八柱何当?东南何亏?”说宇宙阴阴暗暗,浑沌一片,阴阳二气,化生而成。天如圆盖,由八根柱子支撑着。宋玉《大言赋》:“方地为车,圆天为盖。”可见楚人的宇宙论,是我国古代最早的“盖天说”。又如《天问》:“羿焉[弓毕]日?乌焉解羽?”这里说的太阳有乌鸦,就是太阳出现的黑子现象。楚人积累起来的天文学知识是极其丰富的,诗人不过只是以艺术的手法反映出来罢了。

  楚人数学在原有基础上,战国时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1983年底1984年初,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简,其中重要内容为《算数书》。此外,还出土了算筹等重要文物(《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》(《文物》1985年第1期)。据后德俊研究,墓主系楚人,汉初降汉,后“病免”在家,其《算数书》可能为楚人所撰,代表了楚国的数学水平(后德俊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》。)《算数书》是一部数学问题集,内容包括《分乘》、《增减》、《相乘》、《合分》等。其中《少广》一节,与成书于两汉间的《九章算术》(《九章算术》是西汉后数学研究的结晶,因它正式成书约于公元一世纪,故有的学者把它列为东汉初的数学著作。)的《少广》标题相同,内容亦大体相似。故《算数书》部分内容为《九章算术》所收进,是早于《九章算术》的一部数学著作(《江陵张家山汉墓概述》(《文物》1985年第1期)。

  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是很早的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医方,均大体流行于战国时期。其中出土的辛夷、花椒、杜衡、佩兰等中草药,在《楚辞》中亦有记载。出土的古尸(女),手里紧握着两个绢包,内装有多种药物,大多味辛温。经对古尸的病理检查,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、胆石病等疾。食7么死嘁┪。该墓时间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,离楚亡时间不久,故其时医药学当是承袭楚人的。1975年,江陵纪南城内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一具西汉男尸,葬于公元前167年,比马王堆女尸略早。同时出土的有竹叶椒、姜等药物。经解剖,死者生前患有胆结石、血吸虫病等疾。鐾恋闹胁菀,可能是生前服用过的此一类药物。男尸出土时,皮肤肌肉等软组织尚有弹性,牙齿齐全而牢固,尸体历久不腐。其重要原因是内棺有约10万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,出土时呈绛红色。足见楚人既熟谙中草药知识,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学药物性能。此外,楚地由于气候温暖潮湿,楚人还喜爱佩带装有佩兰、香草等药物的香囊,枕睡装有辛夷、茅香的枕头,在室内用熏炉焚烧花椒等含有挥发油的香料,进行空气消毒。这是楚地的传统习俗,屈原在《楚辞·离骚》中就吟道: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”长沙杨家湾楚墓出土的陶熏炉、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青铜熏杯,就是用作熏香消毒的。至今在两湖农村和城镇,每逢端午节,家家户户都要挂上菖蒲和艾叶,做成小香囊佩带在孩子身上,以为避邪去秽、杀菌抗病。

  七、文学艺术

  战国时期,楚国文学成就辉煌,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。由于散文以《庄子》为代表,诗歌以屈原《离骚》及其他作品为代表,故两家合谓,人称“庄骚”(韩愈《昌黎集·进学解》:“下逮‘庄骚’,太史所录。”陆游亦有“闭门犹得读《庄》《骚》”诗句。)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,不仅哲学、政治思想丰富多彩,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,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。他崇尚自然,对“窃国者为诸侯”(《庄子·月去箧》。)不满,主张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(《庄子·天下》。),以达到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境界,即能顺乎“道”,消除人间一切的罪恶现象。他强调“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”(《庄子·庚桑楚》。,摒弃“人为”,赞美天然。他大声疾呼:“无以人灭天,无以故灭命。”(《庄子·秋水》。)他借“庖丁解牛”、“津人操舟”等故事,阐发了由“技”进入“道”、文学艺术创作进入“物化”境界,为后来文学艺术崇尚天然之美、创作应重意境等创作原则,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  战国时代诸子散文文辞生动,写作技巧成熟,各具特色,而其中尤以《庄子》最为突出。《庄子》一书,千奇百怪,“寓言十九”,变幻瑰玮,叙事以明理。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,追求“素朴而民性得”的“至德之世”,在《马蹄》篇中以马为例,说马以蹄践霜踏雪,举足能奔跑跳跃,这是马的本性。伯乐则力加驯化,削蹄烧烙,使马惨遭祸患,死亡大半,这样“残生损性”,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,也就不是“至德之世”。又如《徐无鬼》篇中,叙一匠石运斤成风,听而斫之,郢人鼻端之垩尽去而鼻不伤,宋元君闻之,要匠石也为自己试试,匠石说:“臣则尝能斫之。虽然,臣之质死久矣。”庄子以此说明自己失去了惠施,与匠石失去那位“郢人”一样,知遇已不存在,就没有交谈的对象了,只能作抱憾终生、知音难遇之感。像这样以寓言喻理的故事,比比皆是,无不逸趣横生,耐人寻味不已。寓言既为喻理,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。《庄子》一书,处处设譬,与寓言相映成趣,构成全书一大特色。如在《应帝王》中以“浑沌”喻纯真的万民,以“凿窍”喻扰民的政举。在《骈拇》中以鸭、鹤之腿长短不一,若接长或锯短,均会令其痛苦,比喻凡事应顺乎自然,切不可“残生损性”。其他如《则阳》中以蜗角触蛮喻诸侯争战、《养生主》中以庖丁解牛喻养生之道、《天道》中以轮扁斫轮喻读书之法等等,都贴切生动,意趣无穷。

  《庄子》在语言艺术上也有它的独特风格,如卮言、重言、寓言(《庄子·寓言》。张正明主编《楚文化志》说:“寓言是借叙外物以论本意,托他事以寓己言;重言是借古人之语以证本意,引长者之语以明己言;卮言是随文生发以见本意,自然天成以衍己言。”并用,“善属书离辞,指事类情”、“其言[氵光]洋自恣以适己”(《史记·老子庄子列传》),想像怪异奇特,描绘细致入微,虚虚实实,千变万化,层出不穷。在笔法上和《老子》一样多用韵,使文章声调铿锵,音韵和谐,充满了诗歌味和节秦感。如《[月去]箧》:“故绝圣弃知,大盗乃止;(掷)玉毁珠,小盗不起;焚符破玺,而民朴鄙;掊斗折衡,而民不争;殚残天下之圣法,而民始可与论议。”又如《天道》:“天尊地卑,神明之位也;春夏先秋冬后,四时之序也;万物化作,萌区有状,盛衰之杀,变化之流也。”其他如《逍遥游》、《德充符》等篇,无不全篇押韵,错落有致,一气呵成,流畅生动。

  《庄子》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,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。它思想奔放,文笔变化多端,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,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。鲁迅说:“其文则汪洋辟阖,仪态万方,晚周诸子之作,莫能先也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,第270页。)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。

 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,至战国中后期,大诗人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,与哲学思想一样,融南北夷夏之交,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----楚辞。“楚辞”一名,秦汉间已出现,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,编辑成集,从此,《楚辞》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。东汉王逸为此作注,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楚辞注本----《楚辞章句》。由于《楚辞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,故宋人黄伯思说:“盖屈、宋诸骚,皆书楚语、作楚声、纪楚地、名楚物,故可谓之楚辞。”《离骚》是屈原的代表作品,全诗2400多字,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。司马迁说:“离骚者,犹离忧也。”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。)班固解为遭忧,王逸解为别愁,说法虽不同,意思却相通。“屈原放逐,乃赋离骚”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。可见《离骚》大约是作者在楚怀王时期受谗被贬离郢都时所作。由于其时君昏臣奸,政治腐败,国势日颓,故诗人思前顾后,感慨万分,一方面尖锐地抨击了权贵的腐朽没落和苟且偷安行为;另一方面又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,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贞。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、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,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、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。《离骚》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,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,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。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,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,故后人称楚辞为“骚”,称屈原诗歌为“屈骚”。从此,“风骚”(屈原的《离骚》和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,系我国古代的重要作品,故“风骚”并称,代表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。并行,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。

  《九章》包括屈原的九篇诗歌,即《惜诵》、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怀沙》、《思美人》、《惜往日》、《橘颂》、《悲回风》。其内容主要反映了作者两次被放逐的经历、处境和苦闷悲愤的心情,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腐朽没落政治的极度痛恨。但题名非作者自定,而是后人辑录在一起的。《九章》的思想内容与《离骚》相近,但其文笔则比较朴素,多运用白描手法,感情炽烈,多直抒胸臆,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此外,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亦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和坚持真理、忠贞不屈之志。故其思想内容与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是基本一致的,但是否为屈原作品,历来多有疑问,一般以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。

  《天问》是屈原又一首长诗,计370多句、1500多字。这里的“天”,不单指自然界,也包括人类社会。故其所问,涉及自然现象、神话传说、历史与现实诸多方面,充分体现了楚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博大精深的特点。通篇诘问,但问而不答,基本上为四言诗,但间或有五、六、七字一句,参差错落,跌宕有致。

  《九歌》本是古代的乐曲,在楚国早已流传。屈原所作的这组诗歌是借用这一曲名。王逸认为,《九歌》作于沆、湘之间,这一带民俗信鬼神,喜祭祀,祭祀时必奏乐歌舞以娱乐鬼神,屈原放逐江南时仿这种祭歌形式创作而成(近来多有学者认为屈原作于放逐之前,以供祭祀之用。)《九歌》包括《东皇太一》、《云中君》、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、《大司命》、《少司命》、《东君》、《河伯》、《山鬼》、《国殇》、《礼魂》等十一篇。除末篇《礼魂》是送神曲外,其余每篇祭一神(闻一多、郑振铎等认为,首篇《东皇太一》为迎神曲。见黄寿棋、梅相生《楚辞全译》注(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,1984年第1版)。

  所祭鬼神,包括天神、 地祗和人鬼三类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:“楚人信巫鬼,重淫祀。”故屈原笔下的《九歌》,是楚人崇尚巫术之风的直接反映,表现了楚国原始的巫术宗教活动长盛不衰。《九歌》想像丰富,语言精美,充满浪漫气息,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。

  另外,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两篇 作者是谁,说法不一。前者,司马迁归为屈原作品,王逸则认为宋玉所作。所招之魂,说法亦不一,除说宋玉招屈原魂外,还有屈原招楚怀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两说。后者,有说作者是屈原,亦有说作者是景差。

  招魂是楚国巫术宗教活动的一种形式。《招魂》想像奇特,铺张丰富,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极其完美,是一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。《大招》也是招魂词,所招之魂,有说是屈原招自己生魂,有说是景差招屈原之魂。其结构、写法亦与《招魂》相似。

 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。他的诗篇光彩照人,开辟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创作的新时代。他独辟蹊径,兼收并蓄,吸收民间诗歌形式,创造了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。他广泛地吸收了民间丰富的神话传说,发展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。他承继和发展了《诗经》的比兴手法,“寄情于物”、“托物以讽”,富有艺术感染力,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学价值。屈原无论从思想品格到创作方法,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司马迁说:

  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,悲其志;适长沙,观屈原所自沈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。)

  李白在《江中吟》吟道:屈平辞赋悬日月,楚王台榭空山丘。

  鲁迅在论及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时,称后者:

  较之于《诗》,则其言甚长,其思甚幻,其文甚丽,其旨甚明,凭心而言,不遵矩度。故儒文服膺诗教者,或訾而绌之,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,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。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,见《鲁迅全集》第9册。)

  司马迁说:“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。”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。)

  宋玉,鄢(今湖北宜城)人,生卒年不详,王逸说他是屈原的弟子。他深受屈原影响,是著名的楚辞作家,后人常以“屈宋”并称。其作可信的是《九辩》(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宋玉之赋十六篇,不可考。《古文苑》载有宋玉赋六篇,系伪作。《文选》载有宋玉作品五篇,亦有学者认为是后人假托之词。现在流传下来的《九辩》,则公认为宋玉所作。

  《九辩》模仿《离骚》而作,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。该诗情景交融,意境深化,情感凄凉。句法灵活自由,字数增加,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。《九辩》的这一模仿《离骚》写作,而又富有艺术创作特色,对后世文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  唐勒、景差当也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者。但他们生平不详,作品也早已失传了。前述《大招》一篇,是屈原作,抑或是景差作,王逸也说“疑不能明也”,作者是谁,难以确定。

 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,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。《荀子》一书论理透彻,层次清晰,行文精炼,辞采缤纷,论点明确,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。但作为一位文学家,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《成相篇》和《赋篇》。《成相篇》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,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,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,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。《赋篇》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“赋”名篇的作品,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。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,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,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。篇末附《[亻危]诗》二首,颇似屈原辞赋中的格调,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,故荀子与屈原被誉为辞赋之祖。

  战国时期,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,主要表现在音乐、舞蹈、绘画与雕刻等方面。

  据屈原《九歌》与《大招》等所载 ,楚国乐器种类齐全,有钟、磬、鼓、瑟、竽、笔[竹/虎]]、排箫等。这些乐器在湖北、湖南、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。

  钟(编钟),出土完整的有三套,即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一套计65件(战国早期)、擂鼓墩2号墓出土一套计36件(战国中期)和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一套计13件(战国中期)。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,是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,即曾侯乙编钟。

  曾侯乙编钟65件,除去楚王[今/酉]章B05A外,其余均可供演奏。这64件,包括钮钟19件,甬钟45件。钟的截面为合瓦形,如同诸夏,但与古代欧洲、印度的钟截面作正圆形不同。合瓦形钟,铣边有棱,对声振动起着制约作用,声音衰减较快,所以能编列成组,作为旋律乐器使用。欧洲和印度的钟,声音衰减较慢,仅能作节奏乐器使用。这是中国古代(包括楚国)的钟的特点,至今仍为人们所欣赏。

  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,均有铭文,共2800多字。铭文记录了曾、楚和华夏各国律名、阶名、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。每件钟都标有音阶名,只要准确敲击,便能发出与铭文相符的乐音。它以姑洗律为基调(相当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),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,中间三个半八度,十二个半音齐备,可以旋宫转调,演秦多种乐曲,音色优美和谐,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(《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》(湖北省博物馆编,1984.9)。

  磬(编磬)通常与编钟并出,在曾、楚墓中均有出土,其中亦以擂鼓墩1号墓所出的一套为最好。原有32件,至今完好的只9件。编磬亦有铭文,现残存的有600余字。钟铭与磬铭内容相通,为研究先秦乐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(张正明《楚文化史》。)鼓,是楚国民间祀神所用的主要乐器。如屈原《九歌》所载,巫合着鼓点,边歌边舞,以娱乐鬼神。荀子《成相篇》包括三首歌,每首开场的第一句“请成相”,就是请准备打鼓而歌唱的意思。故“相”即鼓,“相如鼓,可以手拍之”(朱师辙《答杜国庠论〈成相篇〉很象凤阳花鼓词书》(见《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》,三联书店,1955年版)。

  实际上,在王室和贵族家室中,鼓也是重要的乐器。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,战国时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,是继钟、磬之后最有特色的楚国乐器之一。鼓可分四类:悬鼓、手鼓、建鼓与鹿鼓(张正明《楚文化史》。)悬鼓中以虎座鸟(凤)架最多,多见于江陵战国楚墓中出土。它不仅是乐器,也同时是珍贵的艺术品。虎座立凤,鼓悬两凤之间,凤翘首昂望,虎匍伏在地,倾力负重,三者构成和谐的立体形象美。

  瑟,春秋中晚期,湖北当阳、长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,战国时期,江陵雨台山、拍马山和当阳、鄂城、长沙、擂鼓墩1号墓都有出土。有23弦、24弦、25弦的不一。

  竽,长沙浏城桥、江陵天星观和擂鼓墩1号墓等均有出土。分别为10管、12管、14管、18管不等。

  [竹/虎],仅见于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,形状似笛。

  排箫(《九歌》中称参差),早在春秋初,河南光山黄君墓就出土了排箫,现见于战国时排箫,是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2件,各有13管。

  琴,楚人善操琴,《左传》等有关古文献均有记栽。见于战国时考古发掘资料,有长沙五·邮3号墓出土的10弦琴1件,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。

  另据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·贵因》载:“墨子见荆王,锦衣吹一笙,因也。”墨子本来尚俭非乐,为投楚人所好,亦吹笙。《七国考·楚音乐》引《阚子》说:“楚笙冠中国。”楚国当有笙这种乐器。

  从上述可见,战国时期,楚国既有打击乐器(钟、磬、鼓),亦有吹奏乐器(竽、笙、[竹/虎]、排箫)和弹拔乐器(瑟、琴)等,可谓乐器齐全,洋洋大观。今天湖北荆州博物馆演出的“楚乐”,就是根据这些乐器,生动地显示了古代楚国演奏的情况的。

 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,所以在古代视乐为“圣人之所乐也,而可以善民心”、“风移俗易”(《史记·乐书)。的气氛中,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。《文选·宋玉对楚王问》载:“客有歌于郢中者,其始曰《下里巴人》,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。其为《阳阿薤露》,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。其为《阳春白雪》,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。引商刻羽,杂以流徵,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。是其曲弥高,其和弥寡。”《下里巴人》当为楚人、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,人们演唱起来,简直是载歌载舞,场面十分热闹。其余歌曲,由于难度较大,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。这一记载,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,在音乐发展中,允许夷夏并存,雅俗共赏,从一个侧面,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。

  楚国舞蹈源远流长,见于《楚辞》等有关篇章和考古发掘资料,战国时期,楚国舞蹈的发展情况更加明晰可见。首先,由于楚人信巫鬼,重淫祀,在民间早已流行的巫舞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,更具艺术特色。屈原笔下的《九歌》等篇,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。如在乐器伴秦上,前已指出,就有钟、磬、鼓、竽、瑟、参差(排箫)、[竹/虎]]等多种,其中尤以鼓为主。如《九歌·礼魂》:“成礼兮会鼓,传芭兮代舞。”说祭祀大典临终时,鼓儿齐敲,频频舞蹈,情犹未了。鼓虽很突出,但在舞蹈中,鼓与其他乐器是同时敲击与弹秦的,如《九歌·东君》:“[纟互]瑟兮交鼓,萧钟兮瑶 。鸣[竹/虎]兮吹竽,思灵保兮贤[女夸]。 飞兮翠曾,展诗兮会舞。”拨瑟击鼓,鸣[竹/虎]吹竽,钟声不断,“灵”(装扮神灵的巫)就在众多乐器伴奏下,翩翩起舞。又如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:“扬[木包]兮[扌附]鼓,疏缓节兮安歌,陈竽瑟兮浩倡。……五音纷兮繁会,君欣欣兮乐康。”鼓声响,竽瑟齐鸣,各种音调交汇。这里说的“五音”,即周制旧传的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。可见民间巫舞是很讲究乐器伴奏的,舞蹈的气氛热烈和谐,场面十分热闹。此外,巫舞除了讲究音乐美外,还注重舞蹈者本身的装扮。如《九歌》中有关篇章都记载了男觋女巫们整脸修容,身着华丽服装,手执鲜花,全身散发出经沐浴后的芳香,场面既热闹又高雅的情况。在舞姿上,讲究曲线律动之美,如《东皇太一》的“灵偃蹇兮姣服”、《云中君》的“灵连[足卷]兮既留”、《大司命》的“灵衣兮被被”等都反映了这种优美舞姿的特点。“偃蹇”,翩跹起舞,轻盈而自若;“连[足卷]”,曲折波动,若云行回环状;“衣兮被被”,舞者的衣服如被风吹的那样,徐徐飘动,可见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围中,若神若人,飘忽不定,显现了舞姿的典雅与优美。其次,民间巫舞既是楚国舞蹈的源头,所以楚国宫廷乐舞也充满了民间舞蹈的气息。在奴隶主专制下,乐舞作为一种程式化了的艺术,它同礼一样,是受到严格限制的。春秋战国间,随着礼坏乐崩局面的出现,宫廷乐舞一方面向下扩展,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间乐舞,这样,楚国乐舞就很难划清民间乐舞和宫廷乐舞的区别了。现在见到能反映楚国宫廷乐舞的,一般认为是《楚辞》中《招魂》与《大招》两篇。从这两篇看,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的主要表现在场面要大得多,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。如《招魂》所写:“肴羞未通,女乐罗些。陈钟按鼓,造新歌些。涉江采菱,发扬荷些。”“被衣服纤,丽而不奇些。长发曼[髟/前],艳陆离些。”“竽瑟狂会,[扌真]鸣鼓些。宫廷震惊,发激楚些。”《大招》所写:“二八接舞,投诗舞只。叩钟调磬,娱人乱只。”另外,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,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,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。如《招魂》所写:“二八齐容,赵郑舞些。”“吴[俞欠]蔡讴,奏大品些。”“郑卫妖玩,来杂陈些。”《大招》所写:“代奏郑卫,鸣竽张只。”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,竟到了“四上竞飞,极声变只”(《大招》)的地步。尽管宫廷乐舞的规模超过民间巫舞,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内容与舞蹈形式则是基本相同的。再次,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,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、律动美。如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多处说到“[女夸]容修态”、“长发曼[髟/前]”、“丰肉嫩骨”、“容则秀雅”、“小腰秀颈,若鲜卑只”、“长袖拂面”、“丰肉微骨,体便娟只”,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,否则舞蹈起来,是不可能达到“偃蹇”、“连[足卷]”的效果的。关于这一点,从所见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证实。如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的女俑,发髻垂肩,面容秀丽,腰细而系带(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》(《文物》1966年第5期)。江陵武昌义地6号墓出土的男俑,身材修长,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《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》(《文物》,1989年第3期)。故从体形看,男女并无区别,都讲究人的体形美。另从著名的《人物龙凤帛画》、《人物御龙帛画》这两幅帛画,前者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,后者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。两墓均为战国中期。)看,也是如此。前者所绘一贵妇人宽袖细腰,长裙曳地;后者所绘一男子身材修长,博袍佩剑。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,共绘有11个舞女,其中二人长袖细腰,翩翩起舞,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,或一旁观赏,1人挽袖挥鞭,似在指挥,也全都长衣曳地,面清目秀,体态轻盈。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  入战国后,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,取得了突出的成就,主要有帛画、壁画与漆画等。

  前面提及的《人物龙凤帛画》和《人物御龙帛画》,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,是“早期国画的双璧”(张正明《楚文化史》。)《人物龙凤帛画》,长31厘米,宽22.5厘米。画中一妇人侧立,高髻细腰,宽袖长裙,雍容富贵,合掌作祈祷状。妇人头上,左前画有一凤,作飞翔状;凤对面画有一龙,作腾升状。对此画,研究者甚多,故其立意,说法不一(郭沫若主妇人祈祷和平说,见《文史论集》(人民出版社,1957年);熊传新认为是有关宓妃神话传说的写照,见《江汉论坛》(1981年第1期);张正明认为龙凤呈争斗之状,似有祈求善而美的凤战胜恶而丑的龙,保护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,见《楚文化史》。此外,还有其他说法。)《人物御龙帛画》,长37.5厘米,宽28厘米。正中画一男子,侧立面左,高冠博袍,腰佩长剑,立于巨龙之背。龙昂首卷尾,宛如龙舟。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,龙尾画有一立鸟(似鹤)。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。人、龙、鱼均向左,以示前进方向,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。整个画面呈行进状,充满了动感。其立意,有的以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样逸乐(张正明主编《楚文化志》),有的则考证为主人公因水而死,其身份为巫刘信芳《关于子弹库楚帛画的几个问题》(《楚文艺论集》,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,1991年12月版)。此外,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。

  这两幅帛画,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,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,人物则略施彩色。画面布局精当,比例准确。线条流畅,想像丰富,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。

  另外,江陵马山1号墓亦出过一幅帛画,因内容无法辨认,故很少为人提及(湖北荆州博物馆《江陵马山1号楚墓》(文物出版社出版,1958年)。

  楚国的壁画,历来以王逸《楚辞章句·天问》为据。王逸认为,屈原放逐,“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,图画天地、山川、神灵,奇玮谲诡,及古圣贤怪物行事”,故屈原《天问》中所问之事,当见于壁画。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,绘有画。另11幅彩绘壁画,所绘为菱形、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,墓主为邸阳君(湖北荆州博物馆《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》(《考古学报》1982年第1期)。由此可见,王逸说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有壁画,当是可信的。

  楚国漆器业发达,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,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棗漆画。见于考古发掘资料,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画很多,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、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、物的鸳鸯形盒等。特别令人注目的是,1987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绘有众多的人、物的漆奁,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,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,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
  这幅漆画,长87.4厘米、高5.2厘米,绘有26个人、4辆马车、10匹马、2头猪、1条狗、7只雁和5棵柳树。以黑漆为底色,兼采红、黄、褐、绿诸色,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,使众多的人、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、和谐别致、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。其内容,众说纷。砸皇。如有“金秋郊游图”、“春游图”或“王孙亲迎图”、“出行·迎宾图”等各种说法(参见郭德维《楚艺术人物形象特点试探》(《楚文艺论集》)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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